苏霍姆林斯基生平[1]
毕淑芝 唐其慈 王义高
一、家庭、学校和战争年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这个偏远乡村的农家，生活是贫困而动乱的。土豆和黑麦粉做的面饼是家里上好的食品，小瓦西里总是赤着脚跑来跑去。然而，酷爱书籍的祖父、擅长讲述民间故事的外婆、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父亲和慈爱的母亲，创造了一个温馨和睦而又生气勃勃的家庭环境。在这个家里，大人从不大声呵斥，更不责打孩子，一道目光、一个表情，就足以使孩子明白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孩子们从心底里感觉到长者对他们的期望和热爱，无限依恋长辈。小瓦西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茁壮地成长。这个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孕育了苏霍姆林斯基那颗金子般的心。有意思的是，这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四人（三男一女）先后都成为教育工作者。
30年代，苏联学校网急剧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师资。苏霍姆林斯基提前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进入了克列明楚格师范学院的师资培训班学习。正是在这里，他发下誓言，要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神圣的教育事业。1934年，他返回故乡担任小学教员。工作既紧张又繁忙，但他从未中辍过进修和深造。他用了四年的时间，通过以马卡连柯命名的波尔塔瓦师范学院的函授班，接受了高等师范教育。勤奋学习、努力实践、刻苦探索、及时总结，早从这个时候起就已成为苏霍姆林斯基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并贯穿于他短暂而硕果累累的一生。
1939年，苏霍姆林斯基参加了苏联共产党。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霍姆林斯基就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上了前线。在这一场对苏联人民说来堪称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苏霍姆林斯基经历了些什么苦难，他本人从未记述过。他这个人从不喜欢论及自己的困难，更不愿引人注目，只求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工作。从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以知道，战争中，他的妻子被敌人残酷地处死，出生不久的婴儿也夭折了，他本人在前线负了重伤，两块弹片一直残留在胸部未能取出。
伤愈出院，苏霍姆林斯基曾请求重返前线。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司令部未予批准。于是，他要求重返教育岗位。最初他在乌发任中学校长。不久，家乡编制有了空缺，他就调往家乡任基洛夫格勒区教育局局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战后恢复学校的工作。但是，苏霍姆林斯基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孩子们。他又提出了回学校工作的申请。1947年，他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从此，他与这所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一颗园丁的心
苏霍姆林斯基每天清晨在早起的乡村儿童还在酣睡的时候，就来到了自己那间小小的校长办公室，从五点一直工作到八点。他回忆、思索，用清晰的笔迹写作，有时三个小时能写8—10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一到八点，他就打开通向学校走廊的那扇门，去迎接来上学的儿童。八点以后，在校长办公室里是找不到校长的，不过在暖房、体育馆、校办工场、养蜂场或教研组会议上倒是可以见到他。他几乎每天都要绕校园走一圈，亲眼看一看自己心爱的学校。他每学期都要听每个教师的15节课，并认真做笔记。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工作，而且还对四五个“最难教育的学生”进行重点观察和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中等个儿，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给周围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麻利精干，时间似乎比旁人要多上几倍。学生们见到的，总是兴高采烈的校长。在帕夫雷什中学，学生不惧怕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有一群孩子围上来同他说东道西。学校里无论开展什么活动，大家都能看到他兴致勃勃的脸庞，他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让你觉得好像学校里只有这一项工作。
其实，苏霍姆林斯基到帕夫雷什中学的头十年是艰苦繁忙的，并不象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是率领着优秀教师，运了一列车的直观教具、书籍、砖瓦和树苗来到这里的。他接收的是一所荒芜的、并不宽敞的学校，里面仅有几名极其平凡的教师。他在帕夫雷什中学的工作，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从事基本建设、组织教师集体、安排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年后，学校基本安排就绪：大家开始像一个人似地齐心协力工作；校内的一切像时钟般准确地进行；这所农村学校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
作为一个勇攀高峰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有着自己艰辛之处。他长时期受着伤病的折磨，一面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一年几乎要出版两本书）；生活紧张异常，夜晚总结一天工作的时候，他往往感到筋疲力尽；学校工作中总有令他不安和担忧的问题……
他之所以能以苦为乐，变辛劳为幸福，在于他对孩子有一种理智、深切而执著的爱。
无论在向教师提出的建议中，还是在论述师德的文章中，他首先要求教师热爱孩子，要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他甚至提出，如果不爱孩子，那就去另找一个工作，决不要去当教师。
作为校长，苏霍姆林斯基不仅仅是一位精力过人和要求严格的学校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不仅仅是全校教师的教师，而且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从一年级一直跟到学生毕业。他始终认为，干学校工作一天也不能与学生、教学脱离。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在教室中给他们上课，在节假日和课余带领他们去郊游……从中观察他们的言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关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因此，对于孩子，他“了如指掌”。经他长时间观察过的孩子共有3700多人。对每一个孩子，他都做了记录，并长期保存。他自己说：“3700页笔记记载了我的全部教师生活。每一页我都献给一个人—我的一个学生。”学校有29个班级的700多名学生。他们从入学到结业，整个学习期间的生活和劳动，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他运用所信仰的教育原理，与全校教师长年研究学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实践、总结，再实践。整个学校充满了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气氛。
他热爱孩子。我们读他的任何一步著作，都能感觉得出这位教育家对孩子的满腔热忱。他不仅爱聪明的孩子，也爱智力迟钝的孩子；不仅爱品德优良的孩子，也爱“有精神创伤”的孩子；不仅爱体魄健壮的孩子，也爱孱弱有病的孩子……他称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为“我的孩子”，几乎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在他眼里，再良好的教育下，每一个孩子都将成为优秀的公民，是构成祖国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珍爱他们，竭尽全力让他们快乐、幸福和健康地成长。凡关系到下一代茁壮成长的事，他都管。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他管，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他也管；学生课内的学习他管，学生课外的学习他也管；学年内的事他管，假期里的事他也管；本校的学生他管，外校的学生他也管；学生本人他管，学生的家长他也管；学生未入学他就开始管，一直管到学生怎样做合格的丈夫和妻子，怎样做合格的父亲和母亲……他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孩子。无怪乎，他在晚年著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前言中说：“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32年，这对我来讲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这个权利的。……我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孩子。”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他又说：“五年来，我拉着你们的手一步一步向前走，我把整个的心都给了你们。诚然，这颗心也有过疲倦的时刻。而每当它精疲力竭时，孩子们啊，我就尽快到你们身旁来。……我遐想未来，仿佛看到你们都已长大成人，我的亲爱的孩子们：我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成长为英勇无畏的苏维埃爱国者，都怀有一颗赤诚的心，都有一个聪慧的头脑，都有一双灵巧的手。”
读过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人，无不为他的一颗园丁的心所感染。到帕夫雷什中学采访的记者问苏霍姆林斯基：“你不想去大城市，在科研机关里占一席之地，全力以赴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能抛下这里的一切呢——这所学校，这些杨树，这座花园？最主要的是，我怎么能抛下这些孩子？我觉得如果失去了这一切，我就被剥夺了最主要之物——生命的甘露。”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怀念他的孩子们，渴望回到学校去，同孩子们在一起，听孩子们的笑声。1970年，苏霍姆林斯基正当52岁的盛年，由于残留在胸部的弹片侵入心脏旁那根主要的血管而过早地去世了。他在去世前不久给《国民教育》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如下：再过一段时间，由于战争而留在我胸部的两块弹片将向离心脏不远的某条血管移动若干毫米……在这两块小小的弹片容我生存的时间里，我想尽可能多做点事。我要竭尽全力拚命干，以便结束主要的工作——几本尚未写完的书。”就这样，苏霍姆林斯基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三、硕果累累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40多部专著、600多篇论文、1000多篇童话故事。其中不少著作在国内一再重版。他的著作被称为“教育百科全书”，书籍的总印数超过300万册。在他去世之后，乌克兰教育部将他的著作编成五卷，苏联教育部将他的著作编成三卷。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涉及面极广。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前人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代生产与社会实践的需要，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密切结合起来，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系统地对家长讲授教育学和心理学；把课堂教学与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结合起来，上午上课，下午进行课外小组活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不但文学课、历史课要贯穿于人目的，就是数学课也同样要达到育人的目的；把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和谐发展与培养他们的个性结合起来。
他的这些思想突出反映在他的普通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学校必须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聪明的人”、“幸福的人”、“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人”，要达到上述目标，就要进行“和谐的教育”。“和谐的教育”，就是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认识、理解客观世界和人的自我表现，即世界观、信念、意志、性格在劳动和创造中以及集体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结合起来，使之达到平衡。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正是在人的自我表现上，应当深入研究，并朝着这个方向来改革教育工作。
他认为，教育工作许多弊病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不和谐，在于人的表现的片面性，在于把人的表现局限于知识的评分上：一个人得了好分数，他就是好学生；得了坏分数，就是毫无出息的人。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个思想丝毫没有不重视学习成绩的意思，主要强调要重视人的活动的另一种职能；即人的自我表现。他说：“我的理想是：要毫无例外地使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儿童，特别是所有的少年和男女青年）都能热烈地爱科学、爱学习和爱学校，使书籍、科学、学校和智力财富成为学生的主要爱好和主要兴趣，使少年和青年把追求智力充实的、丰富而美满的精神生活当作自己重要的理想，使每一个学生在学校毕业的时候都能带走渴求知识的火花，并使它终生不熄地燃烧下去。”
他论证，如果学生没有学习的积极要求，教师越是把注意局限在知识上，学生对自己学习上的成绩就越冷淡，学习愿望越低落。
他进一步指出，教育者应关心儿童的幸福和精神生活。儿童如果在学习领域中遇到困难，就需要在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里得到表现，以树立自己的道德尊严。教育者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让学生在各种劳动、制作中表现自己，在自己喜爱的活动中达到较完美的程度，超过自己的同学。只有在劳动中显示了自己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可教育的人。
他曾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名叫尼坷拉的学生（现在已成为农学家），小时候学习非常困难。使他精神振奋起来的，竟是他在劳动中取得的一点成绩：五年级时，学会把一种果树的幼芽嫁接在野生树木上，结果培育出了一种果树苗。劳动使他表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才能，树立了自己的尊严，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和意志。如果教育者用一种尺子——分数的好坏来衡量他，他就会失去信心，才能得不到发挥。
苏霍姆林斯基是在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阿·斯·马卡连柯是他最爱戴和敬重的一位教育实践家。他在学校工作的32个年头里，竭尽努力从马卡连柯的实践中探索各种理论，结合自己时代的特点、具体的教育对象，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他说，有人不假思索地竭力把阿·斯·马卡连柯的全部论著逐字逐句地移植到生活中去，竭力证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其实，别人的思想不管如何明智，也不能取代自己的思考。因为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及其灵魂，单凭积累引文是无法接近这种精细的“材料”的。人称苏霍姆林斯基是“当代的马卡连柯”，他是当之无愧的。至于苏霍姆林斯基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除了马卡连柯之外，他还十分崇敬克鲁普斯卡娅。我们也不难看出乌申斯基，甚至卢梭对他的强烈影响。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的工作证明，他是一个善于继承、并善于创新的教育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敢于坚持自己经过实践和深思熟虑的信念，不随波逐流。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55年以前，苏联学校完全取消了劳动课。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方面，仍一如既往，坚持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并从1947年起授予帕夫雷什中学的毕业生职业证书。1958年赫鲁晓夫大搞生产教学，学生劳动时数过多，他又出来反对这种偏颇的做法。1962年4月11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他的《青年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一书时，不少教育界著名人士对该书有关劳动对青年共产主义信念形成中的作用提出异议。他们批评苏霍姆林斯基的见解是一种“共产主义禁欲主义”，似乎“人除了劳动，没有其它要求、兴趣和快乐”，批评苏霍姆林斯基的经验中存在着“以生产劳动偷换教育工作的危险性，把学校变成生产单位的危险性”。苏霍姆林斯基面对包括凯洛夫在内的权威人士，表示不同意上述一系列的批评意见，尤其不同意关于孩子不能参加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劳动的意见，坚持认为孩子应从小养成为社会和人民劳动的习惯，“不能让孩子由于报酬而爱劳动”，“不要把欢乐现成地施予孩子，要让孩子体会创造的幸福”。
1972年，在公众的建议下，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纪念馆在帕夫雷什中学创立，1975年，改名为苏霍姆林斯基国家教育纪念馆。苏霍姆林斯基的家属为纪念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无偿地把教育家生前居住的故居，包括里面全部的陈设和三万五千册藏书献给了纪念馆。目前，纪念馆有陈列品一万一千件以上，先后有参观者20余万人。从纪念馆的留言簿上，人们可以看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对这位人民教育家中心的热爱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