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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工船》热所引发的思考

石 岫

 
 

“走!进地狱去!

 

一部往年仅仅印刷五千册的无产阶级文学《蟹工船》,却在被称之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并在处于低迷状态的图书市场上独放异彩,创下了五十万册的销售记录,这一令业界人士惊讶不已的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蟹工船》是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发表于经济大萧条的风暴开始席卷全球的1929年。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上世纪20年代,来自东北的破产农民、北海道的矿工、穷苦学生和贫民窟的少年们在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蟹工船上,因不堪忍受工头残 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自发掀起罢工运动,在遭到帝国海军的镇压后,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军队的本质,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作者试图通过蟹工船上的劳动 这一典型的殖民地剥削的形式,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政治、军事之间密切相关的整体结构,并强调促使劳动者自发组织起来展开斗争的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

小说在80年后重新受到瞩目,一个最直接的契机是200819每 日新闻上刊载的作家高桥源一郎和雨宫处凛的对谈。在谈话中,雨宫提到自己在阅读了《蟹工船》之后,感觉现在没有固定职业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其实和小说中的 劳动者在没有法律保障的蟹工船上的悲惨遭遇非常相似。一位曾经有过三年打工经历的书店销售员在看到这篇对谈后,重新阅读了原著,结果深受感动,于是在书店 醒目的展示台上堆起了50册《蟹工船》,并手制了一份迷你广告,不料以往一星期最多卖出一册的小说不到三个月就售出了900册。看到小说的再次走红,出版单位的新潮社也不失时机地向各地书店分发广告,展开促销宣传,而各大新闻媒体的相继报道更增强了小说的热销势头。同时,俄国形式主义风格的独特的封面设计和通俗易懂的漫画版也倍受年轻读者的青睐。

出版社和书店的营销策略尽管可以使一部尘封已久的无产阶级文学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却并不能使小说本身引起读者的共感。《蟹工船》之所以能够打动年轻读者,和今天日本青年所处的困境并非无关。在20081月由白桦文学馆多喜二文库主办的《蟹工船》读书随笔竞赛中,几乎所有应征稿的作者都把《蟹工船》里所描写的问题看做是带有普 遍性的、现代的问题。例如,“《蟹工船》里的人物好像我的兄弟一样就在我的身边”;“《蟹工船》的社会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听到的现 实”;“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等等。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者、日本女子美术大学的岛村辉教授解释说,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年代,很多学生由于毕业以后未能找到稳定的工作,现在仍然在靠打工维持生活,他们对《蟹工船》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的贫困深有体会。

在人们的印象中,“贫困”似乎是一个和经济大国日本无缘的词语。然而事实上,今天在日本国内,有110万以上的家庭接受生活保护,七个人中有一个人收入少于最低生活保障,五分之一的家庭没有储蓄,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日本目前是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贫困大国,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今后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超过美国。

造成贫困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正规雇用人员的增加,以及非正规雇用人员和正规雇用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正式员工的人数减少了419万,而非正式员工则增加了574万,总人数达到1736万,占所有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在十五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里,非正规雇用员工的比率甚至已经高达45.9%。 所谓非正规雇用员工,是指通过短期合同雇用的劳动者、计时工、兼职人员或打工者,他们不但无法享受和正式员工同等的福利待遇,工资也只有正式员工的百分之 六十到七十;由于法定最低工资比不上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使他们往往无法维持正常的物质文化生活;尽管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却因为企业千方百计逃脱社会保 险责任而得不到任何社会救济。

自上世纪90年 代起,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压力下,传统的企业经营方式和雇用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年功序列制即工资随着年龄和工龄递增的 制度和终身雇用制逐渐瓦解,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严格控制对毕业生的录用,解雇正式职员,大量雇用非正式员工。而对成果主义、能力主义的讴歌,被天花乱 坠的广告激起的对自由职业的憧憬,掩盖了企业把大量劳动者转变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商品的本质。于是,当年满怀希望跨出校园的莘莘学子便成为了今 天社会底层的贫困大军。

不 过,许多年轻人对《蟹工船》产生共鸣并不仅仅因为自己和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样贫困的境遇,更因为蟹工船上恶劣的劳动环境和非人的待遇正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真 实写照。通过人材派遣公司被派到工厂的流水线、建筑工地的青年多半从事的是繁重肮脏的体力劳动或不需要技术的简单操作,在工作单位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有 时甚至遭受嘲弄和辱骂;没有特殊技能又使彼此之间互相猜疑嫉恨,本来应互相勉励帮助的同事却成为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经济上的贫困迫使很多年轻人不得不 和父母同居,这既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压力,也削弱了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少从外地来打工的青年因负担不起高昂的房租,结果只能沦为网吧难民,甚至露宿街 头,而没有固定住址又使就职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贫困使他们没有能力或羞于参加社会文化活动,长期处于孤独、分散、未组织的状态。一个以网吧为家的青年在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喃喃说道∶“听到外面的车水马龙声,心里便有一丝暖意”。对他而言,外面的世界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然 而社会在向那些靠金融投资致富的青年创业家们投以艳羡的目光的同时,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年轻人却异常冷淡。人们往往把他们的困境归罪于自身的懒惰和无能, 甚至把他们看做是影响社会治安的害群之马。人们对于孤老病残的救济抚恤往往愿意慷慨解囊,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青年接受生活保护却并不宽容。于是,勤劳不仅 不能致富,甚至不能维生;努力不仅得不到回报,甚至招来白眼,这也是“劳动贫困者(working poor)” 的贫困——无论如何工作都无法改善生活水平的贫困——为何比一般的贫困更容易令人陷入绝望的理由之一。年轻人所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不仅在于物质上的贫困,更 在于物质上的贫困所带来的自信的丧失、梦想的丧失、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正如一名学生在《蟹工船》的读书感想中所写到 的,《蟹工船》里的工头握着“铁棒、手枪等从外部伤害人的肉体的凶器”,而现代的工头将之“换成了从内部伤害人的精神灵魂的凶器”。

“走!进地狱去!

“于是,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

这是《蟹工船》的开首与结尾。

岛 村辉教授在《周刊新潮》的采访中说道∶“蟹工船的船员们在令人绝望的状况中却并没有放弃摆脱困境的努力,小说在结尾处留下了一线光明,鼓励人们无论在多么 严峻的境遇中都不要放弃,小林多喜二的作品给当今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生的道路。”对于《蟹工船》的年轻读者来说,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和作 品中人物一起从“地狱”般的境遇中觉醒,开始走向自觉反抗的过程。有读者这样写道∶“和蟹工船上的劳动者组织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一样,在现代我们也要通 过示威游行或署名运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有一名读者写道∶“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发动罢工,在失败后重新组织终于取得胜利的经验,给目前所有对不稳定的 雇佣愤怒不已的劳动者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同时指出,对于那些良心麻木、对公司言听计从的人,也要帮助他们恢复人性,“为此需要依靠电视、书籍等媒体的宣 传,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现状。劳动者也要多方学习,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掌握斗争的手段。”

由 此可见,《蟹工船》不仅在感情上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也帮助他们认清现实,思考问题的政治、社会根源,走出自责与绝望;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团结起来利用 集体的力量来改变自身境遇。事实上,很多年轻人已经在积极展开活动,不仅通过热线咨询、与企业、行政的交涉帮助众多贫困者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还不断在 媒体上发表言论,使劳动贫困这一长期被忽视或故意隐蔽的问题重新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切实的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从事贫困者支 援工作的汤浅诚以《反贫困》一书获得2008年大佛次郎论坛奖证明劳动贫困的问题至少已经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知。

值 得注意的是,在阅读感想中,还有读者提到,《蟹工船》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每读一遍都给人带来新鲜的感动,“描写很过激,对性欲也表达得非常露骨,在描写弱 者对弱者的欺辱时毫不犹疑,没有一点虚伪;而且,被视为‘污秽’的‘粪坑’里的劳动者却萌生出人权意识,明白了什么是‘正义’,这一出乎意料的设定也很有 意思。另外,比喻非常现代,如‘象纳豆丝般的雨’、‘比南部煎饼还薄’等等,不仅独特,也很贴近劳动者的身分,充满了生活感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蟹 工船》并不是作为一个党派的政治宣传,而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发挥了其政治和社会功能。而与此相比,今天的现代日本文学作为文学又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呢?在形 式上既要有艺术价值又要贴近民众、在内容上既要引人入胜又要具有社会意义、在思想上既要避免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利用和干预又不回避政治权力的问题——这一长 期困扰着文学者的难题如今似乎已越来越淡出文学者的视野。《蟹工船》的再次流行反过来也凸显出了今天日本文学的贫乏,促使文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与政 治、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

 

当代的蟹工船

 

有学者指出,造成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和雇用减少,所以如何实现更快的经济成长,增加雇用机会才是最主要的课题;也有学者批判说,贫困的蔓延是前小泉内阁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尤其是1995年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提出的通过雇用多样化来提高经济效率的“新时代的日本式经营”,以及1999年原则上向所有行业开放的《劳动者派遣法》的改正,使非正规雇用人员急剧增加。在1998年就指出日本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加大的经济学家橘木俊诏认为,贫富差距自80年 代以来一直在逐渐扩大,小泉内阁推进的“构造改革”并不是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相反在处理不良债权、减少地方上多余的公共设施建设方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承认贫富差距的正当性,施行一系列缓和规制、促进竞争的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保障等措施实际上助长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在今天所得税的 最高税率不断降低、社会保险费逐渐增加、保险支付额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想法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

的确,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全球化经济的竞争压力,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促使今天“劳动贫困”的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但却并不是“劳动贫困”的始作俑者。由于日本表面上没有贫困问题,政府既没有设置“贫困线”,也没有作任何有关贫困的统计,所以在2006NHK播放题为“劳动贫困阶层”的系列报道之前,这一用语还鲜为人知。但事实上,“劳动贫困阶层”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即便在歌舞升平的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被遗忘了而已。

早在1979年, 经济学家江口英一就在《现代的低所得阶层∶贫困研究的方法》一书中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指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工会组织广泛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蓬勃 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业已完备的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被社会遗忘、被制度疏远的、不可视的“低收入阶层”,这一“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现代的“劳动 贫困者(working poor)”。“现代的贫困”通过“低收入阶层”特有的劳动市场和生活结构不断地被再生产和强化,所以带有长期性、固定性和隐蔽性的特质。“低 收入阶层”的职业往往是雇用条件恶劣、社会地位低下、短期、临时、不规则、不稳定的职业,是经常要面临失业危机,普通人都不愿从事的下层职业;他们的劳动 市场和一般的劳动市场不同,是受歧视的特殊结构的劳动市场,进入这一市场需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一旦踏入这一市场,就很难再走出来。而长期不规则的就业使 他们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处于一种伴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剥夺、肉体再生产的缩小、劳动能力萎缩的生活状态。然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对象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孤老病残人员,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却因为有劳动能力而被排除在了救助之外。

显 然,江口对战前、战时和战后“低收入阶层”的描述和今天的非正式雇用劳动者的生存境况如出一辙,而他在五、六十年代频繁光顾的位于东京山谷和大阪釜崎的贫 民区,今天仍然是靠短工渡日的贫困劳动者的聚居之地,社会保障制度不但没有改观,甚至越来越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并且,1980年 代当日本经济空前繁荣、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非正规雇用的短期工反而比正式员工收入更高的现象,使一些正式员工辞去工作加入到了不稳定就业的 行列,今天的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或许也可以说部分起源于经济繁荣时期。江口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把“低收入阶层”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作为 “产业预备军”必然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无论他的结论是否妥当,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仅仅靠经济成长和雇用的增加即使可以部分改善非正规雇用员工的境况, 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就解决根深蒂固的“劳动贫困”问题。

当 然,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和社会文化密切相连。例如,在日本领取最低生活救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没有房地产、有价证券、储蓄等资产;二 是父母兄弟、祖父母等亲属没有扶养能力。但在血缘、地缘关系仍然牢固的农村地带,农民们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房屋有很深的感情,同时对接受生活保护感 到羞耻,也不愿意成为亲属的包袱,于是出现了宁愿饿死、自杀也不去申请生活保护的事例。而在城市里,大规模的商业设施和廉价的大量生产的商品使许多个体经 营者被迫关门,根据陈旧的社会保险制度,个体经营者的养老金收入又要比公司职员低得多,由于子女成家后和父母分居早已成为现代家庭的基本模式,于是一些七 旬老人为了不成为子女的累赘,只得靠打扫公园或拣拾空罐勉强渡日。另外,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男女之间的劳动待遇相差很大,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在家里承担家 务、教育子女、看护老人的“标准家庭”是制度设计的根据。这就使很多离婚后的妇女既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又无法获得相应的收入,但同时又要承担起教育子女和 看护老人的责任。因此,除了非正规雇用的年轻人以外,老年人和母子家庭的贫困化也非常严重。由此可见,贫困同时也是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相纠葛、制度设计与 社会现实相乖离所带来的结果。

今 天,在众多企业因金融风暴的冲击而大量裁减非正式员工以及取消对毕业生的雇用承诺的形势下,媒体不再批判年轻人贪图安逸、缺乏耐心、娇生惯养,而开始强调 他们所面临的失业的困境、不平等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一部分年轻人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或为单位的人际关系所困扰,或因为不堪忍 受公司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而自愿选择了工资低但相对比较自由的短期工作,甚至有些年轻人因无法适应社会生活而终日闭门独居靠父母抚养。早在七十年代,作家 森村诚一就曾经说过,当他在宾馆做前台工作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一点一点“从下半身开始腐烂”,对于企业来说,雇员只是没有名字、个性的零件,“企业与雇 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全体主义就是专制主义”,这也是他为何要当一名作家的理由。森村的描述也许未必全面,但事实上,目前很多非正式员工并不属于由人事科管理 的“劳动者”,而是归供销部门管理的“劳动力”,报酬不是被计算在“工资”里,而是被计算在“物品费”里。1990年 代年轻人对自由职业的憧憬,对精神肉体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工作的拒绝,本身就是对“工作”的意义所提出的强烈的质疑,而连续十年高居不下的自杀率和精神 疾病患者的日益增加,可以说是对既有的“工作”方式所发出的警告。所以,尽管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解决暂时的就业困难,开始招聘临时职员,政府也想方设法 把制造业多余的人员转移到因报酬低、劳动繁重而人手不足的农业部门或老年护理行业,但都未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因为他们在意识深层仍然把“劳动者”当做 可以安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的“劳动力”,既没有考虑到,长期站在流水线前从事简单操作、只跟机器打交道的人不可能马上适应需要和人交往的护理或事务性的工 作,更不可能马上适应农业劳动;也没有努力去解决报酬低、劳动繁重、无法带来快乐和满足感的“工作”方式这一核心问题,而只是在徒劳地为他们提供他们曾一 度拒绝了的条件更差的“工作”岗位。

耐人寻味的是,江口英一在著作中同时指出,“低 收入阶层”即“不稳定就业阶层”是现代被剥削并处于贫困状态的当事者阶层,他们尽管处于分散、未组织的状态,但有劳动能力,是一个能够组织起来展开运动的 处于极限状态的阶层,可以成为反贫困和剥削运动的核心力量。江口之所以要用“阶层”这一概念来思考贫困,把原本分散在各个生产部门的贫困人员归纳为“不稳 定就业阶层”,其用意或许就在这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如果贫困这一长期以来侵蚀着日本社会的病魔能够随着《蟹工船》的再次流行重新浮出地表,如果孤立无援、自责自弃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对《蟹工船》的共感而获得携手的机会,那么《蟹工船》的畅销就并不只是营销策略的结果,而可能成为新的运动的开端。

 

从《战争论》到《蟹工船》

 

尽管有人说,日本共产党入党人数的急剧增加归功于《蟹工船》的流行,但《蟹工船》的流行却并不是左翼思潮泛滥的结果。毋宁说,这一现象正是促使左翼或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包括右翼在内对以往的实践活动进行反思的契机。1990年 代后半期以来,左派知识分子对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和年轻人的右倾化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和歪曲历史事实、宣扬爱国主义的“右翼”展开了 激烈的思想斗争,对现代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感情的形成机制作了精致的分析,但对于如何改变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和价值危机——这既是民族主义感情生发的现 实基础,也是煽动民族主义感情的意识形态意欲掩盖的社会现实——的问题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年轻人开始对共产党、社民党以及左派知识分子的 启蒙者的姿态、真理代言人式的语调、缺乏现实感觉的陈旧的口号及政治立场的强加产生了反感,反而对小林善纪的《战争论》产生了共鸣。《战争论》从“作者” 的经历和个人的身边小事引出战争与国家的话题,把今天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强调民主、人权、自由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结果,通过否定左翼、否定反战和平、否定个人 主义,来肯定战争、肯定父辈的历史、肯定爱国。小林在《战争论2》 的后记中如此写道,虽然这本书受到了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批判,但“遗憾的是左翼势力或空想和平主义者却无法为年轻人提供一本用‘活着的语言’写 就的作品,依然用‘僵死的语言’更歇斯底里地鼓吹、夸大战前的罪行,企图通过媒体和教育给孩子们洗脑”。值得注意的是,从《战争论》到《蟹工船》不仅仅是 一种思想倾向的转变或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更与年轻人如何来认识、思考自己的处境与周围的世界,试图通过何种方式来解决生活和思想困境、实现自身价值密切 相关。说得极端一点,《蟹工船》流行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读者并不是从思想出发而是从切身体会出发,试图自己来摸索理解世界的渠道。所以,《蟹工船》的流行对 左派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斗争的成果,毋宁说是更明确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事 实上,曾参加过右翼组织的年轻作家雨宫处凛就呼吁左派人士关注右翼青年的现实生活,她谈到,尽管自己已经脱离了右翼团体,但周围仍有不少带有右翼思想的青 年,敌视中国、韩国、北朝鲜。有人说,中国人夺走了我们的饭碗,还有人说,因为工厂转移到中国,失业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被称之为网络右翼的年轻人的“日 常”,就是在国际竞争的最底层被迫相互厮杀的“战场”。

著 名评论家柄谷行人对《蟹工船》的流行并不看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反对贫富差距的人往往容易走向排外主义。柄谷写道,他曾经听到有读者宣称不能容忍在今天 的日本仍然存在象《蟹工船》那样悲惨的劳动条件,但他认为,在战后的日本之所以看不到这种劳动条件,是因为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人是在 《蟹工船》式的世界外部,吃着蟹工船加工的蟹肉。全世界的人们原本互相关联,而我们却无法看到这种联系;尽管我们看不到,世界上的人却实实在在是联系在一 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全球化使原本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差距,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者之间,这看似 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其实不然。所以必须超越惩恶扬善的观点(在他看来,《蟹工船》只是一部典型的惩恶扬善式的政治宣传),思考资本主义的根源,否则就很容易走向排外主义,例如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造成日本人失业贫困的罪魁祸首等等。

评 论家吉本隆明也认为贫富差距不是日本国内的问题,而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但他的看法或许相反正部分地印证了柄谷悲观的预测。吉本认为,中国的“国家产业性 租界政策”才是造成日本国内贫富差距的元凶。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吸引欧洲和日本企业来谋取利益,一方面企业因为可以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获取更多的利润而 在中国增加工厂,减少日本国内的雇用。所以,要解决日本国内的经济格差,只有让中国废除“租界制度”(他所说的“租界制度”,可能是指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1980年代末日本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政府迫于企业的压力,修改入管法(出入国管理法及难民认定法),使大量外国劳动者尤其是日裔巴西人作为补充劳动力进入日本劳动市场,承担了日本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然而到了1990年代的后半期,经济的不景气使很多企业也可以雇用到廉价的日本劳动力,于是外国劳动者就被挤到了条件更为恶劣的劳动市场。而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很多巴西移民就只能握着单程机票踏上归途。所以,准确地说,日本直至今天还不是一个可以由外国人抢走日本人饭碗的开放国家。

今 天,日本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仅来自于国外大量生产的廉价商品,也来自于国内利用廉价外国劳动力制造出的低廉产品。例如,岐阜县原本是日本纺织品产业的 中心,然而近年来却有大批工厂破产倒闭。为了和国外的廉价商品对抗,不少厂家利用外国人进修制度,非法雇用中国女工,进一步激化了产品的价格竞争。外国人 进修制度原本是在支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口号下成立的。按照法律规定,来自国外的进修生不能从事进修以外的劳动,雇用技能实习生时也必须遵守日本的劳动 基准法。但实际上,进修生、技能实习生早已成为了变相的廉价劳动力,她们往往在恶劣的环境下从事长时间的劳动,而拿到的工资却不到法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 一。然而由于很多商家以雇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为前提,进一步压低产品价格或加工费用,不仅使“守法”的企业,甚至“违法”的厂家也濒临破产。由此可见,以 国家为单位的思维方式早已无法理解今天全球化的严酷现实。

贫 困、失业和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的亲和性是一个古老的常识。尤其在日本,尽管大量外国劳动者已经在社会底层承担着最艰苦、最肮脏、最繁重的劳动,但由于日本 原则上不存在外国人的单纯劳动者,使普通市民对于外国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几乎一无所知。而媒体对于外国人犯罪的大肆渲染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偏见。关于贫富 差距的讨论毋宁说使外国劳动者的问题开始浮出表面。日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村上英吾提醒道∶“如果承认日本劳动者和外国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待遇,就会在日本劳 动者和外国劳动者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从而使劳动条件整体恶化。”反过来说,日本劳动者要想改善自身的劳动待遇,就必须同时改善外国人的劳动待遇。然而遗憾 的是,在报酬低、劳动繁重、年轻人避而远之的护理工作的问题并未得到任何改观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接纳印度尼西亚的护理人员候补生来日本学习工作, 并规定,如果在有限年数内不能通过日本的国家考试,将遣送回国。

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蟹工船》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从社会的角度来关注自身生存状况的契机,以及向社会主张自身正当权益的勇气和最基本的方法,那么在 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如何来思考、理解问题的根源,通过什么途径来改变现状则是《蟹工船》所留下的课题。重要的不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而是如何向前走的问题。

《蟹工船》外的道路,还很漫长。

*本文曾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内容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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