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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与泥巴墙[1] (上)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培训总结反思

 
潘家恩

 
    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抛下一切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2]

                                                ——晏阳初[3]

 

引言

“象牙塔”与“泥巴墙”向来代表着“高等学府”和“农家院落”,分别象征着精英/知识的“阳春白雪”和平民/生活的“下里巴人”。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几波“知识分子”开始一次次地走向民间[4], 以不同形式的“走出”前者和“跨进”后者进行了难得的突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至今仍进行的运动中,象牙之塔的环境和泥巴墙里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 不少的变化,“走出”是否意味着完全的抛弃?“跨进”是否意味着使命的完成?在一出一进的过程中,是否更需要反思“象牙塔”和“泥巴墙”两者本身的问题以 及我们对它们的想象。对笔者来说,它意味着更多问题的开始。

除 了在行动精神和对传统知识分子定位的挑战外,晏阳初先生等同仁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劳工营,盛于民国期间的华北、华西乡村,最后传播范围达自海外诸国的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为我们留下的,还有十分丰富的农民教育及知识分子如何参与社会行动的操作经验。比如,他对知识分子(外来者)与民众关系的认识:

我 们有两个发现,那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我们学会了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 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 们自己农民的教育……[5]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奋斗数十年后,晚年晏先生的这段总结至今仍可以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开始行动的出发点。

在 具体的操作上,晏先生对定县等试验区整体工作的设想:以各种层次的培训教育为训练“种子(带头人)”及普通民众的手段;以试验区建设为“选择、确定和验 证”培训教育内容的“中试车间”,同时试验区也是培训成果的实习、示范和检验场;而在培训和试验的整个过程中,都有非常细致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总结,对这 种行动中的研究,他当年是这么认识的:

“我们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点说:一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而研究。”[6]

这 种研究不只是为了研究者个人(团体)的需要,还考虑当地人(被研究者)的需要,一方面与他们共同计划共同行动,同时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总结、反思 和调整,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共同的行动”,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互相影响。正是这种研究,如果和试验结合起来,则为培训和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实践中产生 的鲜活案例;如果和培训教育结合在一起,则为试验区提供了各项建设的理论。而研究、试验、教育培训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定县实验”的最终目的——虽然花费 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但取当年中国社会的千分之一为单位(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四万万人,定县刚好为40万 人),参考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实际社会生活取代书斋为参与单位(社会实验室),在努力带上“农夫眼镜”的“农民化”过程中,反省知识分子及知识本身的 问题,总结各种困难及可能的改进办法,进行建设性的行动实践,同时以“研究、培训、实验”来将参与的成果巩固下来,和农民们一起,形成文字和经验,进而在 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当然,这样一个大胆而“有野心”的设想也遭到很多方面的批评。但其中将行动、研究和试验相结合的做法,却对我们这些希望能在行动层面上做出更多参与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几 十年后,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引入,“行动研究”也进入了国内各高校研究者的视野,“为行动而研究、在行动中研究、由行动者研究”、“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 “研究者学会反省”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更成为挑战我们如何看待研究,研究如何有用,如何处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研究如何能更直接的参与社会 变革等棘手问题的新思维。

作为一个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后来者,藉着鲜活和亲历的各种案例,我也尝试沿着前辈的思考,利用批判教育学等理论和行动研究方法进行一点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

 

一、培训总结

 

作为一所为当代农民带头人提供免费培训和进行乡村建设各方面实践研究的非营利组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于2003719日。学院针对各地农民带头人、具有实践意愿的乡村工作者和关注农村发展的各界志愿者开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工作方法、生态建筑、生态农业和乡村文艺等方面的理念和技能培训。

在此基础上,学院鼓励学员返乡后在家乡开展乡村建设实践工作,目前已通过多期培训和各种后续支持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数十个新农村建设试验基地。通过与学员及基地的充分互动,积极收集整理各地乡村建设实践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开发符合农民及农村工作者接受特点的课程体系。

截至2007416日止,除试验区村民、大学生和志愿者培训外,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共举办农民培训 17期,培养各地农民带头人779人,推动全国范围内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文化、经济)的成立,共计超过一百家农民合作组织的骨干接受了学院的培训。[7]

 

一片新天地——培训的设计与内容

 

虽然成立于2003年,但由于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我们从2004418日才开始面向全国举办第一期农民培训班,根据温铁军院长的建议,这期培训以“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为主题,为期两星期,来自全国各地约六十名农民学员参与了培训班学习。

虽然培训还算顺利,这一期培训班的很多学员也成为了至今在各地推动新农村建设实践的骨干,可当时我们的心里却非常没底,还没有形成团队的同仁间充满了焦虑、紧张和不一致的意见,既因为面对一个已经荒芜多年的乡村中学校舍(建于上世纪50年 代),与培训相关的基本后勤设施(吃、住、学)都要从头开始。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训练出来的我们,基本上还跳不出自己被教育经历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我们 都对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尝试了解和多次讨论过他们当年的实践方法。但当要我们真正地去组织一期面对农民的培训时,我们可以 有什么样的想象:是按惯常先有教材、教学大纲、教师,然后再有培训?还是先有培训,再从中慢慢的总结发展出这些东西?

同时,我们是这样设想可能的学员:各地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县乡干部、村支部书记、农民带头人,致力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但在招募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具普遍性的问题。正如两年后的一个学员所说的:

“我 这次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去学习,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因为我只是一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身份地位,没有文化,更没有资格学习培训,所以 说,是你们给了我一个深造的机会。给了一个农民的希望,一条光明的路。是你们看得起农民。我在这里也没有过多花言巧语。我们心里感谢你们,向你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

我 在走之前,尽关(管)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可是我的压力特别大,一是我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并且还是我一个人,而且我去面对的都是大学生,教 授,研究生,他们的知识是那么丰富深澳(奥),他们讲课的水平一定很高的,而我的水平很低,听不懂,领会不了那咋办?”[8]

我 们如何去面对农民学员大脑中已有的关于“培训、讲者、知识”的定型化想象?认识起点和已有知识程度很不一样的农民学员坐在一起,当然和正规教育中按阶梯上 来、相对同质的学生(小、中、大学生)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什么方面切入?那些抱着很具体的目标,却只能参加短期培训的高度社会化了的成年农民,我们应该培 训什么?总之,带着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硬着头皮开始了第一次培训的组织。

一 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培训该怎么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已经对“学习”有着固有的想象,我们曾经固执地坚持,学员们这么大老远的过来,很不容易,所以需 要给他们“安排”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是怎么样的联系和展开的,最熟悉高等教育那一套的我们,很熟练的将他们按照“专题讲座”的“拼凑式”进行了排 列。讲者应该是谁呢?固有想象已经让我们认为各位“三农”领域的专家当是最理想人选。于是,通过院长个人的关系,我们请到了一批很有志愿精神的“三农”研 究领域大腕,他们不辞辛劳从北京过来义务为农民讲课,深深地感染了学员们。所以,第一次培训中,虽然很多学者的观点很不一样,并以“理论”和“讲解”为 主,有些内容连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听起来都有点吃力,但学员们却听地十分认真,很细致的做笔记,这个机会对于他(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难得!

专 家讲课后马上就要回北京了,学员们往往团团围住,有人要专家留下联系方式,将来有问题可以咨询,有人则要求专家签名,还有人要和专家合影。合影做什么,在 往后我们对学员的探访中发现,通常会被冲洗放大,放在已成立组织办公室的显要位置,它既可向其他村民展示自己外出学习的成果,又可使自己推动的工作具有更 大的合法性和社会资本。所以,专家的讲课让我们明白,学员们是否消化他(她)的讲课内容只是一方面,但他们给学员们带来的将是更多——被尊重和感动(原来 专家学者也关心我们)、光环和社会资本(回乡建设时可能获得更多的认同)……

但 经后来的进一步反思,这种以我们为出发点和参照对象,去想象和安排给他们的培训内容,并“用心良苦”的安排“越多越好”,除了让他们感觉压力很大,消化困 难外,是否我们正在压缩他们的主动性和思考空间,是否正不自觉的掉入“教育者-被教育者”,“安排-被安排”、“师-生”的二元对立中,而我们的习惯和 “自我感觉良好”是否正在强化着这种关系。似乎更多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点,虽然专家课后被围着“互动”,但在课堂上,却鲜有人有勇气与专家“面对面”,即 使在课后,积极“互动”的也只是平常就很活跃的学员(通常是男性),而那些普通的学员却因为身份的差别而保持了天然的距离。

所以,在第一次培训结束后,受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随后(20045月)在学院组织的另一次农民培训的启发,我们对农民培训应有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反思。

我们培训的出发点和内容应该是什么?陶行知和费孝通都曾尖锐的指出农村教育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脱离生活,它可能使得作为改变生活/社 会工具的教育最后却堕入一种所谓的“屠龙术”。所以培训内容就必须与他们的生活高度相关,从生活中来,并且还能回到生活中去。从第一期培训开始,我们培训 的主题都围绕着农民的合作组织,既因为长期进行农村调研的温铁军院长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目前缓解“三农”难题的基本思路,更因为合作的需求、好处、条件和 案例都已经存在于学员们的生活中,培训中大家有话可说,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也可能将学习到的基本知识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结合到自己村庄的发展中(2006年底合作社法出台,同时也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推动力)。

同 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每个学员都已经不是白纸一张,如何能建基于其认识之上,并根据成年人的思维特点进行设计,是对我们的一大挑战。而“以问题为导向”慢慢 成为了我们的整体思路——把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物、困难和解决办法问题化,既可调动大家的兴趣和联系自己生活的能力,又可使整个培训安排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

例 如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题的培训,我们不会从“合作组织”的定义或概念开始,而是围绕“为什么要合作-合作是什么-合作起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这一主 线来设计安排整个培训。培训的第一课,我们也会直接由问题开始,如分成不同方面(经济发展、教育培训、文化乡风、民主管理、生活环境)的小组,各自讨论目 前自己所在或所了解的农村中:1、现状是什么?2、在这一方面,阻碍农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开始,在让大家有话可说(都是一些熟悉的东西)的同时,通过碰撞和各地经验的交流,直接归纳引出目前农村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在,以及可以采取的行动方向。

在 培训中我们发现,如果光讲理论(如合作组织基础知识),农民参与讨论将很困难,那些已经归纳好的抽象的条条框框可能便于他们抄下来,但却难以让他们联系起 自己,因为那不是他们的思维习惯。相反,当我们通过视频等方式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时,大家的讨论就会非常的热烈,既因为这些案例都比较具体,是他们讨论和 日常经验中可及的范围,更因为案例中的人和事和他们自己相似,容易让讨论者有换位的可能,这也将使学习者离相对明确的学习目标更加贴近。

如果说培训内容应紧贴他们的生活,那还将面对一个问题——客观上已经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不少区别的我们,如何去走进/理 解他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培训“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很大的困难是,我们如何和学员们说清楚——新的合作形式和当年的人民公 社有何不同。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讲的简单明了。但我经常问自己,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有受那段历史影响的年轻一代来说,那段如此深刻和影响深远的 历史真实是否会因我们的几句话而得以区分,它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但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曾经的全部生活和记忆,更是他们对“合作”这类似 主题的主要想象来源,其中拥有太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而以“理性”自我标榜同时也是自我束缚的现代知识,在面对这一个个既是遗产更是债务的议题时,却往往又是那么的简单和轻率。

 

以农民教育农民——培训的形式和特点

 

相 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本身有着自己的特点。较之未走入社会的学生,我们每个学员的起点、特点和社会化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特别爱表达(本来就 是社区的意见领袖),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沉默(乡村环境长期形成,或到一个新环境后不适应)。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协作者的技巧来避免个别人的过多参与, 并让沉默者发声。但如果在这种以说话为唯一的表现方式和衡量标准面前,不管协作者多么的鼓励和讲究技巧,那些不爱说话者将永远处于弱势。所以,我们是否可 以不让大家简单地“齐步跑”,而是针对大家的差异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和表现方式呢?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育者可以从被动的接受、受惠者,转化为主动 的参与者,乃至于贡献者?[9]

例 如,当我们在培训中间,穿插设计了文艺表演和打气小组(让大家通过轻松和娱乐,有更好的精力参与学习),那些老人(很多老同志都有地方文艺特长或参加过早 年的文艺宣传队)、妇女以及一些不爱说但爱唱的人,就有了自己的表现舞台和参与机会,同时也能突出自己在培训班中的价值。又如,为了加强纪律训练,让学员 除了学习合作组织知识,还让大家在实践中找到合作组织和团队的感觉,我们特别安排了早上的队列训练,期间邀请曾经当过兵的学员成为不同小分队的队长,也 许,这个队长在平常很沉默,当在这个环节,他却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语言,在帮助大家训练时获得认同,还可更好地理解团队领袖应该怎么做,同时也在服务培 训班的其他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培 训一开始,我们还会鼓励学员们自我服务,每个学员参加一个小组,小组选出组长,独立运作,以完成寓教于乐(打气组)、自我管理(纪律组)、自我服务(生活 组)和反馈学习问题(学习组),这些小组不仅大大减少了培训团队的后勤工作量以提高其他方面的培训质量,锻练了大家的组织能力(特别是组长),更淡化了 “培训者-被培训者”的身份关系,让传统意义上的被培训者成为培训班的主人,在唤起其主体意识的同时,也提高其参与的质量。

总之,多形式的培训及各种辅助手段的设计,既是考虑到成年人学习、思维和接受的实际特点,尽可能调动大家的“嘴巴、耳朵、大脑、身体其他部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感知,并希望可在课堂内外的方方面面都有机会接触感受到合作组织这一主题,从而完成广义上的学习。

自 古以来社会分层一直存在。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精英、更多社会资源拥有者及农民眼中的权威,专家学者主动的走入农民中间,放下精英及知识的架子,不仅有十分 重要的社会意义,还对农民学员起着直接的精神激励和后续支援的作用。所以,每次培训班邀请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讲解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与学员相处时间有限的 专家却不能取代另外的两种“老师”——农民自己和协作者。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及拉丁美洲另类教育重要思潮的钟钩(Bell Hooks)女性主义教学法强调在感性层面上的交流,抛弃理性化的启蒙概念,鼓励学生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去分享他们/她们的经验和感受,并认为这样可以颠覆一直以来思想与身体的分离及异化的课堂气氛。[10]

而中国本土的教育家们则更为直接地呼应着中国的实际国情,无论是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还是晏阳初的“导生制”,一直以来都是针对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最大化,而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老师不够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是老师,“大小孩可以教小小孩”! 何况是已经有一定阅历及建设家乡想法的成年农民。

和 专家们的专题讲座一道,我们专门设计了“我们的合作故事——学员经验分享”,每天上午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邀请学员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他们的经验、计 划和困难,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员参与讨论。当然,和做学术报告不一样,我们的农民朋友有拉家常,说故事的习惯,但可能难有聚焦和形成观点的自觉,这时,我 们的协作者就可以帮助做出总结。正由于讲者就是普通学员自己,所以听者自然认为比较实在,提问和讨论也很自由,不再是高不可攀。

由 于我们的培训班是一期接一期,作为一种后续的支持,我们鼓励培训班的老学员回乡进行实践,作为支持措施之一,我们会给他们新成立组织的其他骨干提供参加新 培训班的资助(报销部分路费、免交任何费用)。同时我们也会邀请这些老学员回来讲课,分享他们回乡后的具体经历及经验教训,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能起到一定的 榜样作用,既让他们的经验以案例的形式被开放的讨论,同时也可以帮老学员出主意并锻炼其表达和分析总结的能力。

同时,在每一期培训班的学员选择上,我们专门安排一定比例有合作组织

经验(想法)的学员参加,既因为这样能有更多经验可以分享讨论,同时也在平常的培训中可以对其他学员起到带动作用。

所以,既是以农民教育农民,也是以农民影响农民。交流慢慢成为了培训的主要形式,而培训班也同时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他们之间交流分享的平台。

而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则要从正规教育约定俗成的角色和态度中释放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协作者自己的角色需要更多地转变成组织者、提问者和总 结者,学员们都自我暗示地需要“外来的和尚”,但也许不是想听他念什么经,如果“外地和尚”能搭起一个大家都可以发言的道场来,“本地和尚”“外来和尚” 却有可能共同“论法”。

除了对教育者定位的想象外,同时需要解放的,便是那个对培训空间的想象。习惯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教室的空间布局本身就是非常明显的权力关系,它强化了讲台的占有者——教师的中心和权威者位置,并固定了下来。

当然,和很多培训一样,我们也通过调整桌椅的位置,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由空间所形成的权力。但除此外,理想中农民培训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一,应是和培训的主题能吻合;第二,应和学员的日常生活相对协调,同时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

我 们经常听说,很多组织都在宾馆举办农民培训(可能的确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可以理解),但据侧面了解,它可能因此造成一些培训之外的影响:一方面,可能 让农民感觉很不自在,那种环境和房间布置,虽然可能会让农民感觉新鲜(可能还有兴奋),但相信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应该谈不上舒服,因为太不习惯。另 一方面,住宿的价格不菲,会让他们形成很大的落差,虽然不用他们出钱,但很多农民都会在私底下琢磨,这么住一天,等于自己多少天的劳动,如果能把钱直接给 我们(或帮助我们做事)不更好吗。而这些,都有可能间接地影响培训效果,甚至让学员以此怀疑培训方的诚意。

由 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本身就在村里面,本来就是一所废旧的乡村中学,没有外来的投资,主要的设施都是按照乡土特点,由志愿者和学员通过义务劳动一点一滴的 完成。很多农民在这样的培训环境中可能有这么几个感觉:简朴——因为吃的都是农村常见的粗茶淡饭、也没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舒服——学习、生活、基本运动 (乒乓球等)、洗澡等基本条件俱全,60多 亩的校园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新鲜——台湾建筑师专门为乡村设计的生态厕所,多功能结合的“四位一体”大棚,生活中有心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示范学习的 模型。还有农地、果园和经常来访的村民……。而我们所希望的,也正是创造一种与他们本来生活环境相似的、宽松的、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小环境,让学 员们既感觉自在,又有在其中学习和思考的空间。

正式培训课外(如上下课时间,吃饭前后),我们利用校园的简易广播播放一些团结、励志、向上等与培训主题相吻合的歌曲,同时还有一些培训期间学习过的歌曲,以帮助学员巩固练习,回去后可教给更多的乡亲。同时让整个校园都有一种积极和鼓励的气氛。

为 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鼓励学员可以将自己喜欢的话贡献出来,然后挑选出通俗易懂和与培训主题相近的,让他们自己用红纸写出来贴在教室里,与更多人分享。 ——“应做带动人,不做落后人”、“一人进步不算进步,大家进步才算进步”、“不要为成功而努力,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当这些学员们自己的 话贴上教室时,自然带上了特别的涵义。

如 前文所述,我们要挑战教室做为唯一的培训空间,那还有什么样的形式既能解放出学员,同时也能顺应成年人交流上的特点?学院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在课程安排 上穿插了田间劳动。它正慢慢成为我们的特色和对学员的基本要求,既因为有些生态农业的课程需要在田间进行观摩和操作,还因为学院希望建设成为“真正的农民 自己的学院”,所以我们很谨慎的对待外部投入,不希望因此而成为另一个政绩工程或盈利工具,我们希望学院的建设能主要依靠学员和志愿者一砖一瓦的进行,虽 然可能没有高楼大厦,可能很慢,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学员们所在的村庄,难道不也需要十二分的耐心,难道不也需要自力更生吗?而对于学院的 贡献来说,学员们付出的体力劳动和专家们前来的义务授课又是同样的重要和珍贵。所以,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写明——劳动者免费就学!

刚开始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有很多的质疑和不同看法:农民难道在家的劳动还不够吗?而恰恰是这个,让我们发现了它的奇妙作用——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教室是陌生的、代表着权威和只能被动服从的;而田间则是他们的最熟悉,在这里既可以相对自主甚至还容易找回信心。NGO及现代培训都流行“破冰”,设计各种游戏,希望打破彼此间的陌生感觉。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做法可能适合大学生和NGO从 业人员,但却不适合乡土文化影响下的成年农民,因为他们对身体和性别有着太多的禁忌,越在刚开始彼此陌生的情况下越难打破。而田间劳动是否可以成为某种形 式的农民“破冰”活动呢?到了田间,分成各个小组,互助劳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自然而又自信的边劳动边交流,同时再看看一起劳动的协作者“老师”卖力 但蹩脚的样子,在大笑或窃笑中高兴的露一手。

这时,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学员之间,学员和“老师”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重要,而协作者也有了一次彻底而真实地“被教育”经历。

 

在合作中学会合作——培训中的情境教育

 

台湾学者夏晓鹃在高雄市美浓镇创办外籍新娘识字班的时候,希望引入“民众剧场”工作坊的活泼形式,既可能带动识字班原本呆板、制式的气氛,又可能达到打破“沉默文化”并进而“意识觉醒”的目的[11], 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一个没有桌椅的木地板教室,组织者很兴奋地设想着这些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们将通过身体的解放和在拉美很流行的“民众剧场”教育形式来 完成原定的目标。但经过尝试后,组织者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外籍新娘”难以接受,纵使她们也觉得好玩,但却私下说,“小孩子才玩这种游戏。为了学中文, 她们请家人带孩子,她们不是来玩的!”[12] 在 她们的眼里,这些让用心良苦的游戏,对于好不容易挤出时间的她们来说是一种多么的奢侈和不应该。原来学习已变成一件残酷的事情,特别是对被边缘者而言。对 她们来说,识字班的用意不是习知自我、发展创造力,而是用来熟习技能、提升竞争力。这样的现象,与拉丁美洲受压迫农民的“双重性”一致,即受压迫者同时具 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性质。而“外籍新娘”们也已内化了压迫者意识,以此成为观看自身以及其他受压迫者的视角。[13]

于 是,组织者们认真地进行总结和反思,原来的做法是否还是以我们原有的想象,来设计“被教育者”的需要或“可能的喜欢”,这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抽象思考的偏执 和问题所在。于是他们调整了做法,不是彻底的打破、而是逐步和部分的引入新的教学形式。更为关键的是,组织者从她们生活的点滴切入,发现她们生活中的具体 问题、困难和需求,并与她们个人和在地的问题紧密联结[14], 而在内容扣联生活的过程中,再结合“民众剧场”关于打破“剧本-真实生活”、“演员-观众”等传统限制性因素的做法,进而发展出一种让学员参与的情境教 育。因为这种方式有了与她们相关的具体内容,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引出实际的困难,发现真实的问题,大家分享讨论具体的解决办法,促进学员之间彼此隔膜的 消除和互助关系的形成。于是,“识字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 我们也从类似的困境中得出同样的经验——在培训中嫁接情境教育。虽然我们对传统的“教-学”形式进行了批判,但对于已经对“正常的学习”有了很深的认同和 习惯(这种认同可能来自学员们年轻时所受的教育经历、传统及外界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其对子女要求的反作用)的农民学员来说,短时间内让他完全接受是不大现 实的,所以我们只能融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对比高等教育,一门课可能要上一个学期,先有概论,然后再一点点展开,最后总结。受农活和家庭的限制,农民们通常只能抽出12周 的时间参加集中学习,不可能接受系统的分析,这也不是他们的习惯。所以,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具体的问题、经验教训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揭 示、说明和分析。同时不断地回顾和总结(每天培训开始时,都会安排学习小组带领大家回顾总结前一天的学习内容和心得),在强化中让农民进一步理解并能结合 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及后续行动中。而情境教育正成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帮助农民巩固并参与学习的有效形式。

在《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一书中,夏晓鹃博士援引HopeTimmel两人在1984年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成人教育方法,其中籍由“通关密语”(Code)的使用,将小组聚焦于所欲探讨之问题,并引发热烈的讨论。而“通关密语”意味着,藉由适当的媒介以激发出后续的讨论及行动。媒介可以是图片、短剧、或其他形式,但必须具备七个条件:1、处理社群感受最强烈的议题;2、呈现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3、运用对比或行动以唤起意识或问题;4、只聚焦在一个主题,使能深入讨论问题;5、简单、清楚、易见;6、避免干扰的细节,特别是主题外的人事物;7、激起兴趣,并触及小组成员的心灵。讨论分为六个步骤:1、“通关密语”的描述——从中看到了什么?;2、初步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3、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吗?4、相关问题——和哪些问题有关?5、问题根源——如何分析?6、行动计划——怎么办?[15]

虽 然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一理论,但我们培训中的一些做法无疑正是对之进行的全面实践。对于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题的培训,如果光讲“合作的好处”“如何建立 合作组织”,则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学员们将会面临很多方面的困难。但如果只是讲或讨论再多的可能困难,那也都是纸上谈兵,听者还是会像其他知识一样接 受,而很难起到预防针的作用。

所以,为了加深学员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实际操作能力,避免合

作 组织发展过程中一些常见的失误。同时也是检验学员学习效果,及时调整巩固教学内容。寓教于乐、轻松活泼,增进学员之间、学员与协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参与程 度,进而形成一种对话的机制和学员之间互助的办法。我们将农民合作组织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设计成了一种“模拟-互动”的形式。希望将其中的重 点、难点以具体场景表现出来。具体做法如下:

1、选定一定学员(可适当包括协作者)为指定角色,扮演合作社成立过程中的各种场景和遇到的问题。为增加参与,角色可根据观众的要求而替换。

2、模拟时,选出观察小组,重点观察,每个场景结束后发表评论,要求找出其中的错误及好的经验:好在哪里?有哪些失误?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3、每个场景结束后全体分别讨论。

4、协作者总结点评。

其中可能模拟表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如:

1、  合作社发起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如:村民的疑问——与人民公社的区别?合作社的性质?经济组织还是公益组织?村两委担心——合作社是否合法?是否会造成不稳定?是否要取代村委会?)

2、  合作社成立后的发展与组织管理(如:理事会内部发生矛盾——部分理事认为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理事会与社员矛盾——没有及时让大家见到好处;合作社发起人家庭内部矛盾——耽误自家事,村民背后还有闲言碎语。)

3、  合作社收入的分配(如何实现按交易额返还?——交同样的股金,为何大家得到的分红不一样?)与个体户有什么区别?

4、  与农资经销商形成竞争,农资经销商压价,怎么办?

……

为 了使演出显地真实并富有戏剧性,更好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在不影响主题表现的前提下,还可以设计一些活泼的形式并利用一些道具,如:开场时让两钉子户(不 理解合作社原则并唱反调者)拿着空酒瓶在对喝;合作社发起人手上拿着写有“合作社法”字样的纸张以代表真正的法律(可能会被村委质疑是自费印的?),村委 会代表比较威严,合作社发起人为了获取支持而主动为其点烟,合作社发起人妻子正在家里扫地忙家务(丈夫接到合作社理事打来电话,要求其去开会,从而激起家 庭内部矛盾,合作社妻子一方面抱怨,另一方面向观众表现委屈),农资经销商正在村里吆喝着收购苹果,主动并单独与个别社员谈价格,希望社员将苹果卖给小 贩,而不要卖给合作社等等。

类 似的模拟通常是在培训将近尾声时,算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前面的学习内容进行综合与回顾,同时也检查我们的前期教学效果,以便及时在后面的时间补缺补漏。 每一次模拟无疑都把培训推向高潮,“演员们”既“演”的投入,“观众们”也因为不过瘾而纷纷上台去试一试如何可以更好的解决困难。而之所以可以这样,因为 那就是他们已经或将要遇到的真实和现实。

通过这些戏剧化的冲突和现场讨论,很多人感受到了合作的困难,但同时也有人说:“虽然合作也有各种困难和矛盾,但第一天我们就谈了不合作的痛苦和矛盾,比起来,可能不合作的困难和痛苦要更多更长久。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困难。一步一步来,急不得……”

除 经验外,我们也可能从另一方面学到更多的教训。比如有人说:“我们应该在想好做什么后才去组织,而不是组织好了再找事情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很合适的 切入点。在某些不可以合作的地方不要合作,在可以的地方才合作……”、“这事这么难,所以应该严格要求我们自己”、“毕竟这只是困难的练习,而实际上,我 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将会多的多。”……

虽然,这样的模拟是我们每一次培训的保留曲目,但彼此间却有很多的差别,因为学员的背景和理解不一样,而这些差别正给下一次的模拟添加了更多新的创意和表现方法。

所以,我们的情境教育,也需要和回乡建设的农民学员一样,见招拆招,灵活机动的解决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自我的反省和调整。

 

收获与起点——培训给学员带来的

 

《我只要》[16]

作者:刘红军(200512月农民培训班河南洛阳藉学员)

…………  

步入校员(园)

几幢青砖灰瓦的旧房

纯朴自然,甚至有点脏,有点破

也许配不上我经过的村庄

亲切、温暖、真诚、包容

我们农民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吃过、住过、交流过、学习过

收获到的

比家中粮仓里的麦子还要多

  

几十号人亲如兄弟姐妹

来自各地,来自全国

出操、喊口号、唱歌

交流、辩论、听课

做家乡主人

先得改变自我

建设新农村

要团结起来,互助合作

……

 

《结业联欢会上三句半》[17] 

作者:2006年八月农民培训班学员集体创作

 

胡主席领导全中国

一号文件真不错

农民致富怎么做

学习

 

学习目标细琢磨

没有组织心难过

翻来覆去睡不着

寻找

 

河北有个晏阳初

乡建培训经验多

学员回去做什么

苦干

 

今晚联欢节目多

精彩表演乐呵呵

满载而归各奔各

拜拜

 

这是两首农民学员学习结束后的作品。其中散发出的风趣、朴实和真诚对于已经被习惯而粗暴地安上“愚昧”、“贫困”、“可怜”帽子的农民形象,不啻于无声的讽刺。

正是透过此类作品及学员对培训的评估反馈,我们尝试了解学员对培训的认识、收获和不满意的地方。这样的培训能给学员带去什么?——合作组织的知识/别的地方好的经验或教训/回去后如何开展同样工作……或许都有,但对一个短期培训来说,必然每一个方面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

而透过这些作品以及学员在结业仪式上每个人的最后总结[18],如果培训是个整体,学员们可能更看重什么?

或 许是一种感觉和印象——人与人平等相处、互相学习,专家学者、官员教授(除农民外,学员中也有县乡村三级的领导)没有架子,大学生和志愿者谦虚而乐于奉 献,整个环境和谐而推崇互相帮助。与自己原来的经历和感受很不一样的这些,让学员们获得了尊重,也在内心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这些,虽然不 好进行量化或评估,但却至为重要,就像传统教育可以将“教育者—被教育者”的权力关系复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也希望传递并再生产着人与人之间这种合作 和平等的关系。

或许是一种自信——培训中的一项内容是,清晨七点的学员演讲训练,每人站在讲台前对着全体学员发表3分 钟的演讲,既锻炼大家的表达和组织动员能力(将是回乡后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功),同时演讲内容正与培训的其他部分相呼应。在一次“我的梦想”主题演讲 中,由于第一次上台,有位学员很紧张,憋了半天说不出来,最后说“我昨晚梦见,家里老母鸡下了一个蛋……”自然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而正是这一次尴尬的挑 战,这位学员不断的放开自己,在培训后期,就能相对流利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这位学员一样,培训中很多互动环节的设计让学员有更多参与的机会,分享自己 的故事、经验和感受将可能获得鼓励和肯定,在看到别的学员变化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变化,自信心和从改变自己开始的有力感也在慢慢的增强。

或 许是平台和桥梁的作用——培训创造了一个让各地对发展合作经济抱有热情兴趣的农民可以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交换信息,分享故事。在培 训的中午休息时间,农民学员很多没有午休习惯,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场地,让学员自我组织、自由地安排一些活动。如主题辩论、主题讨论(学员自由报名)、光 盘放映(有些是学员自带的介绍自己(组织)的光盘)、交换市场信息。而有些收获(如原来不认识的同地区学员,互相交换良种信息,并在回乡后引种成功)更大 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培训是为了能有更多建设行动的出现,而短期培训只是行动的开始。学院将为每个学员建立专门的档案,并跟进具体的后续支持计划,鼓励学员返乡后以不同的方式开展行动。

而在学员培训后所推动的合作组织过程中,通常会遭遇大量的困难和问题,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和指导。学院将一部分学员创办经营的合作组织视为试点,为这些试点提供免费培训骨干的机会(为每个点同时提供23个 名额,让他们以团队形式过来,既是培训,也是促进这些骨干的磨合)、资金支持、信息服务(定期免费邮寄《乡建通讯》及合作社资料汇编)和咨询等。对一些处 于起步阶段的合作组织,学院还出资在当地举办合作经济培训,以促进试点组织管理团队的建设和社员对合作经济认识的总体提高。[19]

在 这个过程中,学院也将与这些试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起步到发展,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馈和学院组织人前往调研,积累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案例及经验。 由于是以学员这种特殊关系进行切入的,我们可以较少担心掉入被依赖的陷阱。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既希望试点组织可以更多地依靠本土资源逐步发展, 同时希望还能收集到不同类型但却是原生态的案例。

总之,我们的培训周期不是培训本身的710天,而是包括“培训-推动学员开展后续行动-为新组织提供更多的培训(部分骨干到学院和学院到所在地对全体社员进行培训这两种形式相结合)-组织经验交流会,已行动起来的试验点交流经验教训(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整体过程。

三年培训中,有很多的学员送给我们锦旗和牌匾,但我们最为喜欢和珍惜的是2004年 学院院庆一周年时,山西运城农民送来写有“中国农民的娘家”字样的木排。这与其说是对我们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它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 舞,也使我们诚惶诚恐——或许,只有让更多的志愿者、关心“三农”的专家学者和有建设家乡决心的农民朋友都参与进来,才可能共同搭好这个平台。



[1] 原文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7期,200812月,页253-287

[2]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选自《晏阳初全集》第1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21 

[3] 晏阳初(18901990),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运动。

[4] 据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说法,从“五四”以来至今,共计应有六批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

[5]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选自《晏阳初全集》第2卷,199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01402 

[6]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乡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选自《晏阳初全集》第1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305 

[7] 周锦宇,2008,《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经济工作总结及大事记》

[8] 引自陕西永寿学员李慈爱,《学习心得》,20061124

[9] 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08

[10] 阿蔼,《由费尔雅到钟钩——浅谈另类教育理论》,选自《基进论坛——香港文化社会评论期刊》,19981月,第1

[11] 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01

[12] 同上,第202

[13] 同上,第202

[14] 同上,第204

[15]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17

[16] 选自《乡建通讯(学员版)》2006年,第2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

[17] 选自《乡建通讯(学员版)》2006年,第4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

[18] 详见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历次培训记录

[19] 周锦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经济工作总结及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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