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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与泥巴墙(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培训总结反思

 

潘家恩

 

(二)冲击与反思——培训给协作者带来的

 

行 文至此,知识分子的习惯和毛病又一次地提醒了我,经过现代教育和现代社会双重规训的我们,是否又正在形成另一套话语,以行动者自居的我们又以同样主流的逻 辑建构出——这个培训是多么的有效和意义重大,而所有的农民作品和后续行动似乎正在成为一份份有效的证明。他们虽然是重要的参与者,但在成果总结时,却总 是被总结和被分析的对象。而我们——那些从古至今一直天真而自负地相信自己和知识的力量——正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清数一次次培训的收获,并从中获得良好 的自我感觉、有意无意地放大着自己的作用……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保持着随时随刻的自我警惕。

行 动研究不会发生在研究者控制着大部分情境的实验室里。他们自己的行动是嵌在别人的利益和行动框架中。 在作为协作者和组织者的“我们”和行动研究对象“他们”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绝不是孤立和单向的,而是互相影响和启发。所以,培训同时也给协作 者带来了许多的反省和思考。

 

变化的农民和不变的我们

 

由 于受到晏先生名言——“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的感召和启示,虽然我们无法摘下眼镜,但却可以通过在外表上尽可能减少与农民的差别来拉近和他们的距离。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两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的时候,带着自己对学员的想象,于是我专门穿上河北农村买来的棉布鞋。到了培训现场,学员们倒是不出所料,都是 普通农民,但往脚下一看,全都是清一色的皮鞋……

暂不管是否因为要出门所以才换上最好的服装,还是当地已经不习惯穿布鞋或当地农民的生活确实提高了?这个错位本身却非常形象地照出了我们——对农民的定型化想象。我们怎么看他们,同时也是我们怎么看在和他们互动中的自己。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士(Oscar Lewis) 通过对墨西哥的各种社会底层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后,有力地指出:任何试图“一言以蔽之”的贫穷论述都只会与生活世界出现的复杂景况相背离。 而面对普通存在的陈腐教条,认为穷人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值得受助的自强一族,相对于精神耗弱的、浪费他人善心不值得受助的一类——刘易士对他们的认识则 是“既非煽情浪漫,也非不公与刻薄”。

这 些大洋彼岸的认识是否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农民有所启发呢?我们是否可能警觉地跳出对农民二元对立式的定型化想象?毫无疑问,现今与晏先生的时代已经有了很 大的变化,当然不仅仅是从布鞋到皮鞋这一量的变化。新世纪农民还面对着与当年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既是高度开放,又是一个全面都市化的社会。学员中既有第 一次离开过自己县城的农民,也有可用自带笔记本电脑在校园内无线上网的农村干部,如此大的差别被高度地压缩在“三农”内部,不可不谓是当代乡村建设所必须 面对的实际问题。

在 一次培训的热身讨论中,学员们分小组讨论自己心中的理想新农村,有些人梦想自己的家乡盖起了很多工厂,烟囱都在冒烟;有些人梦想自己家里也有了小汽车;还 有人甚至梦想最好村里能有个直升飞机场……就像被给予一次畅想机会的小学生一样,梦想本身所带出学员们心里的一个个良好愿望,本应该无可厚非。然而当我们 问起:那些是什么厂、为什么要在你们村而不是在邻村?小汽车比起目前自家的农用车,好在哪里?飞机场除了停飞机,平常都用来干什么?……,大家开始支支唔 唔,似乎这些理想到头来还真的只是梦想而已!

但 这些梦想,或者是对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又是如何走出来的?据统计,美国孩子每人每年要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一百一十条。虽然我们的农民学员接 受的广告渠道相对有限,但不分城乡、地区、民族的广告还是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不管黑夜白天或是春夏秋冬,只要分享着一台电视,就已经意味着可以同时接触若 干种不同花样但作用相同的最新时尚用品。虽然,购买力相对较低的农村观众可能没有如愿而成为直接消费者,但广告的目的已经达到!大家不都已经在憧憬和尝试 着成为广告中的消费者——最新电器、化妆品、小汽车……

所 以,简单而又正确的说法——“从农民需求入手”似乎正成为农村发展工作者新的“法宝”!但在全球化、地球村和消费主义不分城乡,大小通吃的大背景下,我们 又如何面对那些正被不断建构和翻新的需求?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农民自己真的有把握吗?我们是否正天真浪漫地掉入“只要村民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设法满 足!”的可能陷阱?如果我们因此而习惯性地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如何能够避免又一次地强化他们对物质满足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想象?

一 周左右的集中培训只是一年时间中的很小部分,更多时候,我们的学员将同时面对与培训理念完全相异但却实际得多的选择,优雅而舒心的电视广告比起艰难的合作 组织显然更具吸引力,更有很多可能的骨干因为家庭的原因而背井离乡,加入到了更大的变化——城市“农民工”群体中。我们是否还能充分自信地按照培训现场的 评估去推想学员返乡建设的效果及持续性呢?

作 为一个培训者,总希望培训能够尽量的模式化,有固定的流程,这可能也是我们被教育和长期训练出来的习惯——什么都希望便于我们控制。但当面临着高度变化和 全面开放的社会时,它是否可能因我们用固化的思维去想象那个不断变化和流动的学员群体,而掉入“封闭”及“排他”的陷阱。如何以更开放的态度来打开我们自 己的想象,无疑是我们需要的重要原则。

有人问我们,你们既然叫“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何与晏阳初当年的很多做法不一样。若套用晏先生当年的一个说法——“我们不是关门的修道院”。我们希望能有更多来自实践的创造,而这种创造的来源除了生活,还将来自历史、本土及海外的各种思想资源。

所以,当我们把晏阳初和梁漱溟,民国乡村建设和当代“三农”问题,甘地和切格瓦拉等放在一起时,自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被唤起和易遭“冷却”的农民主体性

 

虽然不管作为一个策略、手段还是态度,“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都让我们“走近”农民的实际生活,这无疑是历史乡建前辈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及警醒。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农民在这里还是成为了“客体”,“农民化”是为了更好地“化农民”。

而 最新的农村发展学坚定地认为——农民才应该是发展的真正主体!当然,相对于专家、官员和外部组织(个人)来说,这种观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培训也试图这 样,通过共同营造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尽量采取方便学员互动参与的多种形式,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问题入手,让大家尽量找到可能久违了的“主体”感觉,培训 中,一些学员表示有了信心,有了精神(“几十年都没有唱过歌了”),更有了回去后实践成为“主体”的计划。然而,很多学员实际行动后的结果却并不能如愿以 偿。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培训时都是钢条,回去后都成了面条”!

另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实际看到的,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农村发展的很多实践,也跟随着同样的逻辑,尽可能地追求着快速和效率,讲究着投入和产 出。以致专门有各种工具和方法能让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快速地获取农民的“实际需求”,而这也同时“快速”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和期待,更赢得参与村民和组织者 的皆大欢喜。于是,在被“赋权”和寻找指认“主体”结束后,外来人自然地离开了,作为“主体”的农民也就被宣告产生了。然而,似乎越来越多的实践结果告诉 我们,当外来力量撤走或项目中止后,那些已经熟悉整套外来资助者需要什么(语言、反馈)的“主体”们,却又是那么容易地被“冷却”。

似乎真正成为农村发展“主体”,决不是我们这些与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处境的外来培训者课上说的那么轻而易举,更不能光靠我们的良好愿望、外来者们的自我觉醒就得以一劳永逸地实现。长期小农经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高度分散的小农本身是否可能成为主体? 被“赐予/唤起”的主体感觉如何持久?什么能保障他们自觉的主体性?

他们不像我们——可以选择性的面对问题,可以按理论和经验去想象困难。他们不仅需要面对上文分析的各种“变化”,当带着满腔热情和“主体感觉”的他们为了实现这种“主体性”,尝试依靠自己(及其他村民)的力量进行一些发展工作时,却发现将面临着许多的实际困难:

日益萎缩的农村公共生活/空 间——很难进行组织、宣传和发动;长期分散的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基础、难以形成凝聚力;农业本身就是弱势行业,有盈利空间的不同领域早已被 利益集团垄断——很难以经济为切入点,吸引大家;原来分散时,大家合作少,原有及潜在的矛盾都可能被掩盖,而当人与人重新走在一起,开始成为发展的“主 体”时,各种原来埋下的问题也可能纷纷浮现出来;农村宗族及传统观念仍然强大——那些在辈份、年龄、家境等方面都没有优势而想成为“主体”的人,他们如何 拥有能显示优势的“社会资本”;村庄青壮年缺少(外出务工)——缺少同伴互助;家庭及生计压力——可能马上自己也要外出务工……

在 农民们“自我主体化”进行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困难都在不同程度上真实的存在着。或许,我们会按照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否是我们赋权不够,或是他们坚 持不够……然而,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环境及资源拥有状况下,会干的比他们好吗?或者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去成为我们自己领域的“发展主体”!但实际上又 有多少人能够足够充分地拥有这份自信呢?

所以,如果相对与外部专家和权力关系中有权者的一端,“农民主体说”无疑是一种突破和尝试建立“农民本位”空间的打开,但如果忽略了主体是一个不断游离和不断被消解、建构的动态过程,则多少显的过于简单及一厢情愿!

再 回到我们和他们这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管我们是否承认,目前民众依然必须借助知识分子开拓的管道才得以发声。在发声的过程中,本来具有多种反抗形式的民 众则重新被知识分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大写主体,而这也是女性主义学者斯皮瓦克警惕的现象:“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

 

改编和回忆——乡土知识与现代知识体系

 

在 针对本地(翟城村)村民的电脑培训中,有农民学员将自己原来接受培训时记下的笔记进行整理,然后印给下一期的学员,因为两期学员的基本教育程度、思维习惯 甚至语言都很相似,遇到的难点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也接近,于是这份笔记比我们这些自称为“计算机老师”的人准备的讲义更受欢迎。

这份更受欢迎的教材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晏阳初当年总结农民不识字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太忙,因为忙,所以没有功夫读书;第二是太穷,因为穷,所以没有钱读书;第三是太难,因为文字多,文体不通俗,读起来不容易,所以没有法子读书。 当年的那些文字不仅难,更多还是非口语的书面文字,因此其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于是,晏阳初和陶行知利用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遗产——白话文,将文字和语言的“农民化”视作进一步工作的重要起点,编辑了发行量达300万册的《平民千字课》。

然而,正是针对“乡村建设派”当年推动的“文字下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则更进一步的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 所以“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可见,语言——既是开展乡村建设必须考虑的重要元素,同时更不是简单的一种表达工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语言不只描述状态,而且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看待事实的方法”

所以,当我们在将知识或语言“农民化”时,是否只意味着简化?多一些图,多一些例子,少一些文字是否就够了?

而 这份“另类”电脑教材似乎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培训教材农民接受起来有难度,可能不仅仅因为大多数是由我们编辑,从我们假想中的农民需求出发,更重要 的是,支持我们培训的那一整知识和语言体系——现代教育所努力追求的“理性、客观、分析归纳”和农民学员们背后的生活或乡土知识体系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存 在差异,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两者的融合?

一首由农民在培训班上改编的歌曲,给了我们进一步往下的思考:

再也不能这样活

根据电视主题曲《再也不能这样活》改编

(改编者: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湖北三岔培训班)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学习培训,意义太多。

究竟是咱不行,还是环境恶,

究竟是命里注定就要苦苦过。

哟呵呵,

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

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

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

生活就要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来做。

生活就要有追求,生活就要去拼搏,

合作洪流不可阻挡,生活定会更加欢乐,更加欢乐!

对 于我们及许多参观培训的记者、学者和大学生来说,这首歌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不仅因为完全是即兴完成的这首歌与培训内容结合地恰到好处,充分证明了农 民的智慧,更因为学员们选择改编的这首歌原为电视主题曲,农民们多耳熟能详,学起来特别快,后来各期培训班很多都选其为班歌,回去教给更多人,还可以作为 自己协会或合作社的社歌。

可见,外来的(或现代的)知识如果没有从他们已有的开始,根据他们的已有知识、表达需要、语言习惯而进行结合,那样的知识再简化,也无法在他们的生活中间生根发芽。改编——既是他们的学习、吸收和转化方式,更溶入了他们的理解、情感和想象。

除了改编外,在培训的前期,鼓励他们通过“回忆”——村庄中的各种变化、自己身边的人和故事、自己和身边人的困难……也将是使“培训内容”接入他们生活脉络中的好办法。

但是,如果这些都不错,那它为何又这么难以发生?

正如学者戴锦华所指出的“故事、讲述、口耳相传原本就是古老而有效的传承知识、累积智慧的方式,但却也是遭到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直接压抑的方式。”

即使改编自现代知识的乡土知识出现了,它无疑马上又面临需要被现代知识体系所衡量和评判的困境。而教育和知识又绝非我们所希望的“中立”和“客观”,它同时强加和再生产着各种权力关系,也就更加自然地排斥着那些民众生活中的乡土知识。

因此改造现代知识,使之成为“结合外界和本土、开放的、免费共享的、与生活融合在一起并可为生活服务”的乡土知识,似乎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在这个几千年来,农人们几千年来口口相传并赖以生存的知识和种子都可能因为跨国公司以知识产权的名义而盗用并垄断的时代。

 

我是农民吗?

 

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升温,在各种讨论进行的不可开交、难分胜负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争论者或旁观者忽然跳出来说:我就是从农村来的,我(爸)就是农民!……这最后一招似乎特别有效,表态者立马就能占据一个十分有力并自然而然的道德(讨论)制高点。  

而 在洪巧俊的杂文《我是农民吗?》中,作者面对现今越来越多的人打着农民的称号,如农民歌手、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农民企业家,深刻地指出“冠以农民前缀的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真实身份前缀以“农民”,不过是试图营造一种强烈的反差来抬高自己。此举也许突出了他们的成就,却在另一个方面歧视和贬低了整个 农民群体。但这种习惯性的歧视,已经让我们熟视无睹。”作者自称虽然在农村种了八年的地,并也长期关心农民,但却从来不敢冠以农民前缀。因为父亲告诉他, 做一个农民的先决条件是,要真正懂得“二十四节气”……

虽然,我们可能生长在农村,也曾经真实地参加过田间劳动,但对于那些可以发声、上网和争论的大多数“我们”来说,“农”既可能是一个装饰,更可能是我们抢占更多发言权时的一种修辞。

而对于绝大多数和笔者一样的人来说,虽然可能从小与“三农”有着天然的接近,但现代教育系统一早就已经让我们从根本上离开了那片热土,恰恰是城市给了我们主要的求学经历、想象和美好生活的参照。除了童年的回忆和乡下的亲戚外,乡土到底剩给了我们什么?

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先生有着非常尖锐的分析,在损蚀冲洗乡土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城乡的解纽,那些在城市接受教育(中等及高等教育)的乡村子弟已经回不了家了:

是不愿,也是不能。在没有离乡之前,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他们出来,他们的父兄也为他们想尽办法实现离乡的梦,有的甚至为此卖了产业,借了债。大学毕业了,他们却发现这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乡 间容不下大学毕业生的。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问和技术都没有学得,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 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即使肯屈就乡里,在别人看来也已非昔比,刮目相视,结果不免到家里都成了个客人,无法住下去了……

虽然是几十年前的观察,但似乎也是一幅当代乡村子弟的群像。试问,我们还可以那么自信地认为——我们因为是农民的子弟,我们就……。除了浅层表相外,我们真的了解自己的家庭、邻居和村庄吗?

这既是一种自我的反省,更是对不自觉中自我习惯和行为态度的警惕。

在 每一次培训开始时,我们都需要制定一个培训公约,为充分体现民主,内容由大家提出,包括哪些行为不该发生,哪些鼓励发生。作为一名协助者,我们确实对来自 全国各地学员的方言听起来很是吃力。所以在所有的公约提完后,我们很自然地给大家加了一条——请大家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

虽 然学员们都很理解,但几次培训后,我们开始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和暴力。就如香港学者古学斌博士通过在云南村庄的实习和观察发现:语言文字对我们(知识分子) 来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难度可言,而对村民来说,文字的表达并非惯常的沟通和表达方法。这无可避免地窒息了他(她)们的表达和创造力。……我 们本身的语言限制也已规限了合作的对象及与他们的关系。由于我们不懂壮话,限制了合作对象必须是有初中文化和略懂汉语的村民。……也许我们太习惯了文字, 太习惯从我们自己觉的舒服、方便的方式出发了,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那些“我们的要求”,又都是这么地自然而然。如果我们不进行“自找麻烦”式的痛苦反思,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学员说出,协作者提的这个要求不合理,协作者为何不学习我们的语言,我们只有用方言才能更熟练、准确和充分的表达。

因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已经必然而又十二分真实的存在着!

在 培训中,因为角色需要,我们经常需要对他们的问题及表达给出一些建议,在提建议时又经常有意无意地以一种权威的专家姿态出现。但如果我们真的进行更为细致 的了解,每个农民所面对的困难处境都可能不一样。针对他们的实际处境,我们如果是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难道真的可以抱着培训中的条条框框去套吗? 而其中一些可能“不符合规范”的变通性做法,又是多么富有创造性。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他们的问题?

虽然这种身份上的差别真实地区分了我们和他们,他们却是时时刻刻地“关注”着我们,很敏感地感觉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及由此可能传递出的微妙关系。而一定程度上挑战这种关系,却不可能靠“我也是从农村来的”这类苍白的言语所能及,可能更需要一种行为上的感知。

所 以在培训中,我们尝试实现一种“三结合”,即“专家学者”、“大学生志愿者”和“农民学员(包括县、乡干部)”融合在一起,和学院工作人员一样同吃、同 住、同学习、同劳动。在生活上尽可能打破等级并挑战各种微观的权力关系。培训时,协作者、讲者与学员应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交流,除专门安排学员的交流分享时 间外,协作者课后要求分散开,与学员多交流,了解其对课程安排的反馈。虽然是细节,却能让我们拉近与学员的距离,同时,学员在一种平等的氛围中,更易找到 自信和积极的学习态度。

 

后记

 

难 以忘记一次培训班的前一天,为了让学员顺利到达校园,我们专门雇请村里司机到定州火车站免费接学员到校,我们专门为面包车准备了“欢迎各地农民朋友参加培 训学习”的接站牌。结果我们还是接到司机紧急打来的电话,因为他看到一些像是来学习的人,但他们都不敢上车,于是司机拦住了一位,现场拨通电话,让我们和 学员直接通话,以证明我们是真的已经派车免费接他。接听电话里的学员听后满口答应坐我们的车。可实际上还是怕被骗,结果学员一直在前面走,司机驾车慢速的 在后面跟……

当 郁闷的司机回来和我们说时,我们笑地眼泪都快出来了,但却充满着苦涩。为农民朋友们大老远来参加培训的不易,也为社会大环境对学员所造成的影响及他们回乡 后可想而知的困难而担心。同时,它再一次提醒我们,自以为几次培训对于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和难上加难的建设性行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那绝对是自欺欺 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路还很长。

有 人说,“没有行动的沉思不过是空言泛语,没有深思的行动则是纯行动主义”,试图在边做边想中打开一种新可能性的行动者,断没有道德光环和闭门造车自娱自乐 的理由,相反,真正的行动者将永远处于现实矛盾的第一线,如何可以不被各种误解和流言所淹没或同化;如何能警惕各种所谓“好心”的预期和期待可能给我们的 误导;如何在与农民的相处中,既不盲目的抬高或者浪漫化他们,又能打破对他们的定型化想象,在互相学习中保持充分的创造性或批判力。这些都是对我们非常大 的挑战,因为现实社会各种复杂的关系和逻辑同样不可避免地在我们身上得以复制。

面对着几乎都是我们大叔大婶(或大哥大嫂)级别的学员,我们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培训团队,自然“倚小卖小”,与大家打其交道来,自然也有某些优势,至少,大家心里不会把我们当成他们习惯见到和想象中的威严学者,同时,我们自然也就更易的“农民化”,要求学员们以晚辈的形式亲切地叫我们每个人“小”。

而 为了能短时间内,更为“专业”一点,培训团队内部一遍遍地试讲、学习、查资料,互相批评,然后互相鼓励地开始着没人愿意做的“免费农民培训”。自然,培训 中还有非常多的不足和问题,本文中的很多观点也只是跳出来后才有的反思。所以,我们确实非常缺乏有经验、有思想、有社会资历及资源的中年(如3555岁,或者刚退休也比较理想)“乡村建设行动者”,但却往往难以如愿。

当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去“品论/审 判”“秀才下乡”、“教授卖米”、“志愿者明星的道德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严肃地态度去讨论——在自己身边,除了那些可能有些毛病的“秀才” 和“教授”外,为什么没有更多人去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聪明而浪漫地根据我们的期待和想象,去呼唤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到来和憧憬验证理想中社会行动者应该 是什么样子时,我们是否注意到,目前,培育他们的土壤还远远没有形成!

三 年前,当带着惶恐与焦虑开始我们的培训尝试时,小知识分子的毛病让我们不时地流露出失望和抱怨的情绪。然而,正是因为越来越多志愿者(专家学者、大学生 等)的参与、整个学院工作团队间的互相支援、更早进行农民培训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诸同仁的创造性经验,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和一步步前行的动力。在此,对所有支持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事业的他(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三年来始终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农民学员们,正是大家的创造性和坚韧乐观,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悲壮、自恋或者自怜!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

                                              于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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